City Invisible

柏林街上，都是“普通法西斯”。人人心中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。就如古代犹太人说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

汉娜在法庭上，说被告席上的那些女看守，也和自己一样，参加了对被屠杀者的筛选。法官很尖锐地追问，“说我们都有罪，比单单说我有罪，是不是让你舒服一点”？

人称代词的使用，不只是文学和哲学议题，也是一个神学议题。公共的敬拜和祷告，我们难以克服自我中心，与别人同心合意。说出来都是“我要如何”。忏悔的时候，却要拉上别人，说出来都是“我们有罪”。我们一会是个人主义者，一会是集体主义者。我们的灵魂，寄存在不同的人称代词之间，让别人看不见，最后自己也找不着了。

其实最自我中心的人，都是最彻底的集体主义者。因为除你以外，都是“集体”。就如希特勒说，他们不是“人”，而是“群众”。反过来说，集体主义的本质，就是以一个人的自我中心，替代了所有人的自我中心。而信仰的意思，是以上帝的主权，替代了任何人的自我中心。可怜人一定是自我中心的，有时是自己，有时是领袖，有时是丈夫、妻子、父母或儿女。人的哀愁与沉痛，都是他自我中心的衍生品。站在中心上，往外走一步，就是信仰的开始。判断真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区别，也在这里。真正的信仰，能替代任何眼睛看得见的自我中心。民间宗教的意思，却是自我中心的一次眼睛看得见的转移。譬如在一个泥土雕成的像前跪拜，或在一面飘扬的旗帜下宣誓。这和在希特勒面前举起那个最著名的手势，没有本质差异。

也可以从效果上判断。真正的信仰带出真正的爱，一位法国哲学家说，爱的定义，就是你拥有全部的权利，我拥有全部的义务。意思是说，爱就是对你自我中心的破碎。帮助你强化了自我中心的各种感觉的总和，一定不是爱。帮助你把自己交付给任何一个人的那种意愿、意志和能力，就是爱。产生这种爱的信仰，就是真信仰。

而在偶像崇拜中，除了把自己交给一个特定的对象，你就再也无法把自己的时间、思想和生命，交给另一个鲜活的生命了。是的，这就是汉娜的悲剧。一个“普通法西斯”，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，她既无法把自己交给集中营中那些为她朗读的女孩子，交给那些被锁在教堂中活活烧死的犹太人，她也同样无法把自己交给15岁的米歇尔。甚至经过半辈子的囚房，学会了阅读，她也无法把一个清白的自己交给自己。最后，她将那些从图书馆借来的、关于大屠杀的书，一本本地垫在椅子上，踩在上面，自杀了。

就像同情32岁之前的自己一样，我也同情汉娜。但这位奥斯维辛的女看守，战后的公交车售票员，她引诱15岁的米歇尔，和他发生关系。叫米歇尔给她朗读文学名著。他们一起去乡间，当着路人的面亲吻。但这一切，都不是真正的爱。在著名的纪录片《普通法西斯》中，有一段党卫队的宣誓，是第三帝国各种宣誓里最简洁的。“我宣誓效忠元首和元首委任的任何上级，无条件地服从一切命令”。旁白说，一旦经过这个宣誓，你就不再是人，你就低于人，成为了群众。

当年，汉娜报名加入了党卫队。她不是一个看上去穷凶极恶的人。就如阿伦特在《耶路撒冷的艾克曼》中说，尽管艾克曼亲手签发过上万张屠杀犹太人的命令，但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魔鬼，而是一个平淡无奇、近乎乏味的普通人。阿伦特说，这是一种“平庸无奇的恶”（the banality of evil）。

汉娜身上充满的，就是这种平庸无奇的恶。强权下的秩序、命令和对元首、国家的偶像崇拜，取代了任何具有道德内涵的信仰。希特勒说，对待群众，要像对待女人一样。打动她们最原始的情感，而不诉诸理性。汉娜对待米歇尔，其实也一样。影片前半部，这两个人的关系，难受得令人呕吐。8年后，读法学院的米歇尔，在法庭上意外看见受审的汉娜。我这才体会作者的心意。在集中营，汉娜在被关押者面前的强势，依靠的是纳粹制服。当她成为售票员后，她可以依靠的，只有年龄和身体。因此米歇尔必须是一个少年，汉娜才能在他们的性关系中继续处于强势。

法西斯不但毁掉了汉娜的道德观，更毁掉了爱的能力。汉娜与米歇尔的关系，其实是一种法西斯的关系在一男一女中的重演。汉娜的爱欲在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，自我中心的，和法西斯式的。如果爱的意思是灵魂的委身。淫乱的意思，就是一切缺乏灵魂委身的性关系。那么这部电影不是描述爱，而是描述淫乱的。描述一个自我中心的法西斯幽灵，如何毁灭了人的爱。

也许老年的汉娜，真的希望去爱那个不断往监狱寄朗读磁带给她的米歇尔。可是，不但是她，连米歇尔的一生，都因着那一场淫乱，而丧失了爱的能力。影片开头，米歇尔已离婚很久了。一个女人赤裸着起床，问他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女儿。当他女儿在餐桌上说，我小时候一直以为，你的沉默是我的错。他说，傻孩子，我无法对任何人敞开，与你无关。几个细节，透露出汉娜对米歇尔一生的伤害。他也一样，再也无法把自己交给谁了。

小说中，米歇尔探监，问汉娜怎么看当初的事。汉娜说，我认为没有人理解我，不理解我的人，不能审判我。不能要求我说出一切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她在法庭上，为了不让人知道自己是文盲，宁愿承认更严重的指控。作者想说，她没有道德观，没有爱，却惟独在一个小秘密中，象征性地保存着自己的羞耻感。但汉娜说，“只有死了的人可以理解我，也可以审判我。他们每天夜里都来找我”。

如果世上真的一个义人都没有。罪人可以爱上另一个罪人，却不可能爱上他（她）的罪。因为罪是不可爱的。因此米歇尔可以帮助她，却不能拯救她。不要说汉娜，我对自己的妻子，也是如此。除非她越来越好，或者我自己越来越好，不然我怎么可能对她越来越爱？除非有一种爱，先将一切的罪都承担了。然后去爱，那就连爱一个汉娜这样的人，也越来越爱。

愿每个人的爱，都与这样的爱有关。不然每个家庭，都可能是一座奥斯维辛。

2009-3-23

高三的时候看到这文章

当时真是心灵地震

那次和他们讨论到真爱仁义信仰

突然想起这篇文章就推荐他们去看这电影

结果好像还是被封杀还是怎么样很难找

灰烬中的钻石：电影《卡廷森林》

王怡

　　82岁的瓦伊达，是比基耶夫洛夫斯基更伟大的波兰导演。奥斯卡在2000年把终生荣誉奖给了他。柏林电影节拖到2006年，也向他颁出终生成就奖。谁又料想，他的风烛残年，还能拍出恢宏史诗呢。尽管今年的金熊和奥斯卡都舍不得再把荣誉给他。但在我眼里，《卡廷森林》无疑是近十年最伟大的电影。
　　
　　伟大到令我手足无措的地步。无论钻石还是灰烬，都超出我的写作能力，并叫我的词语山穷水尽。开头只十分钟，一个镜头，一句对白，已让灵魂起伏不已。1939年，苏联配合纳粹，入侵波兰，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押入集中营。妻子在教堂的临时抢救点寻找丈夫。一位神父跪在尸体之间。她女儿喊道，那是爸爸的军装。妻子跑过去，掀开盖在头上的大衣，下面却是一具被毁坏了的、戴着荆棘冠冕的耶稣像。那一刻，我和她同时被震骇。神父伸手，轻轻将耶稣像重新盖上。
　　
　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为电影奠定了一种令人战兢的崇高感。1989年之后，瓦伊达和波兰人民等了将近20年，来描述这个曾被谎言遮盖了50年的惨案。但在瓦伊达这里，苦难是这样被描述的。那一场苦难中，最深沉的真相，不是我们被苏联人屠杀，而是基督被人类重新钉上了十字架。
　　
　　当妻子跨越大半个波兰，在波兰军官团被押送之前，找到她的丈夫，波兰最年轻的骑兵上尉。她劝他逃走，丈夫拒绝了。妻子绝望地说，你曾以上帝的名义说出誓言，与我联合，成为一体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上尉说，可我对波兰也有誓言，我无法背弃军人的使命。
　　
　　史诗的伟大，在于它依靠的不是悬念。因为你一开头就知道他们的结局。但这部电影的重心，是每个人的定意与抉择。《旧约》说，人的灵魂是上帝的形像。《新约》解释说，这形像就是“真理的仁义和圣洁”。至于灵魂的内涵，康德的三分法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，就是情感、思想和意志。当人的意志顺服真理时，人就胜过处境，葆有了他的尊严。
　　
　　上尉的父亲是大学教授，当纳粹召集教授集合时，妻子也劝他不要去。父亲和儿子一样，说我一定要去，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是站在一起的。1943年，德国人发现了卡廷森林的万人坑，全体波兰军官在1940年4月，逐一被手枪近距离从后脑勺枪杀，纳粹的纪录片说，“这是典型的苏联克格勃的手法”。希特勒向被杀害的波兰将军夫人颁发了勋章，要录下她宣读的声明，向全国广播。镜头在将军夫人的脸上几乎停顿了几十秒，纳粹威胁说，不然送你的女儿去奥斯维辛。她轻轻推开那份声明，走出房门，晕倒在街上。
　　
　　二战结束后，波兰被苏共控制。苏联重新制作了纪录片，声称1941年纳粹占领卡廷后，屠杀了波兰战俘。近距离从后脑勺射击，“这是典型的德国党卫队的手法”。高音喇叭说，每一具埋在卡廷的尸体，都在控诉着帝国主义的罪恶。从此，波兰人被迫活在一个巨大和高压的谎言里。卡廷，成为良心的试金石。一位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简历里说，父亲1940年被苏联杀死。老师叫他改掉。可是，要在父亲的死上说谎，是我读大学的条件吗——是的，我们要重建波兰，如果连你们也被杀了，波兰的未来在哪里呢。
　　
　　善恶的区别永远最简单，谎言的自我辩护都极其复杂。可爱的孩子只说了一句话，“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份简历”。老师交换意见，感叹说，你对卡廷事件的态度，决定了你对波兰人民的忠诚。二十分钟后，这位年轻人死在街头。
　　
　　一位姐姐，为上尉飞行员的弟弟定制了墓碑。上面写着，“1940年死于卡廷”。她以散播谣言的罪名被捕。之前她和弟媳讨论入党的事。她说，你决定入党，在新世界找到了位置，但我仍然在弟弟的世界里。如果我必须选择，我选择和他在一起。
　　
　　那你选择了死亡——不，我选择被害者一边，而不是杀人犯一边。
　　
　　电影中，四位军官的亲友们，都在艰难的生活中做出不同的选择。那位骑兵上尉在最后一批枪杀中，顶替了他的朋友。这位死里逃生的朋友，选择了沉默，在波共政权下升为上校。他与那位将军夫人有一次对话，讲述自己忍辱负重的理由。夫人一针见血地说，也许你的想法和他们不同，但你的做法是一样的。你想法不同又有什么用呢。
　　
　　这话的意思，是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，在我们的意志之上。是非之心，也刻在人的心上。上校最终吞抢自杀了。就如瓦伊达50年前打破沉默的名作《灰烬与钻石》，选择顺服，就是选择灰烬中的钻石；选择悖逆，就是选择埋藏钻石的灰烬。
　　
　　卡廷惨案，使波兰在二战后落入彻底的荒谬。但如那位妻子所说的，只有死亡才能将一个誓言分开。意思是说，苦难和谎言都没有这个能力。哪怕苦难再大，哪怕谎言重复一千遍，或重复了50年。
　　
　　因为活在谎言中，根本就不是活着。
　　
　　1991年12月23日，戈尔巴乔夫移交政权时，邀请叶利钦共同阅读了总统密档第一卷。他在回忆录中说，“当时我头发都竖起了”。密档有三份文件，即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，及斯大林等签署的命令，同意秘密处决波兰战俘共25700人。命令中说“审案时，不传唤囚犯、不提起公诉、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”。另一份是1959年3月3日，克格勃首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，统计卡廷屠杀的总人数为21857人，并建议“销毁全部档案”。
　　
　　1992年10月14日，叶利钦遣特使，去华沙，将三份密档的副本转交给了波兰总统瓦文萨，结束了维持半个世纪的谎言。
　　
　　被推土机埋在卡廷森林的军官中，也有瓦依达的父亲。没拍这部影片之前，他的电影世界始终是残缺的。50多年来，瓦依达用各种寓言讲述一个苦难的波兰，直到他拍出这一段、不能不拍的历史的灰烬。
　　
　　但灰烬中找不到钻石，除非跪下来祈祷。影片最后的屠杀场面，无论你近一百分钟的心理准备如何，依然具有意想不到的震撼力。当一个接一个波兰军官，面对万人坑，被枪杀之前诵读主祷文：
　　
　　我们在天上的父——枪响；
　　
　　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——枪响；
　　
　　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——枪响；
　　
　　饶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饶恕他们的罪——枪响。　　
　　
　　接着，瓦依达让他的观众沉浸在整整一分钟的黑暗里，向一个过去的时代致哀。他说，拍这部电影，是渴望人们的灵魂苏醒。渴望光来到黑暗中，引导我们走一条义路。
　　
　　
　　2008-03-04